专家谈新型肺炎与流感区别称防控措施到位可阻断超级传播

中新社北京1月23日电 (记者 李亚南)近期中国多地发生新型肺炎疫情,如何更好防控成为关注焦点。中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公布的最新数字显示,截至1月22日24时,累计报告新型肺炎确诊病例571例,死亡17例。

常纪文说,在《生物安全法》主要内容的规范方面,需结合我国以前遇到的现实问题,针对性地解决生物安全保护的主要问题和主要矛盾。

常纪文说,我国还制定了一批与生物安全有关的法律法规,如《食品安全法》《种子法》《传染病防治法》等,一些部门制定了一些专门的部门规章和标准,如《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评价管理办法》《农业转基因生物进口安全管理办法》等。但总的来看,这些法律法规相互之间有机协调不够,实施起来难免出现立法空白、立法冲突、体制不衔接和法律实施效能不高等问题,有必要制定一部对我国生物安全保护做出系统性体制安排、系统性制度构建和系统性机制创新的基础性、综合性法律。草案即将进入二审,二审若能如期通过,将从法律层面向国际社会宣告表明我国生物安全保护的立场和态度,展示我国保护生物安全的制度化对策和负责任举措。

寿光蔬菜名扬天下,但高端种子一直受制于外。近年来,寿光全力培育本土育种企业。2018年建设了国家唯一的全国蔬菜质量标准中心,成立了由4名院士领衔的蔬菜领域国内顶级专家团队,进行全产业链创新研发。寿光蔬菜种子从一度被国外垄断,到现在国产率超过85%,迈上了蔬菜产业发展的制高点。

现有相关法律法规实施效能不高

中国政法大学环境资源法研究所所长于文轩教授表示,现代生物技术具有“双刃剑”特征,其蓬勃发展和广泛应用一方面为人类带来了巨大的惠益,另一方面也引发了日益严峻的生物安全问题。我国目前虽然尚未出台综合性的《生物安全法》,但是对综合性的生物安全立法研究工作早在20世纪90年代就开始了,经过20多年的努力,立法进程目前已进入快车道。此次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更凸显了保障生物安全的重要性,出台综合性的《生物安全法》,已成为迫切之需。

在预防及治疗方面,疫苗被普遍认为是流感防控最经济、有效的干预措施。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副研究员曹雷表示,流感疫苗比较特殊,因为流感病毒有数百种,每年每个地方流行的病毒都不完全一样,需要每年接种。有时流行毒株变异得太快,就会发生预防效果不如预期的情况。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源与环境政策研究所副所长常纪文研究员说,国际社会非常重视生物安全的保护,我国也是《生物多样性公约卡塔赫纳生物安全议定书》的缔约国,有必要按照自己的立法程序,将其规定和要求转化为国内法律法规,更好地行使国际法律权利,履行国际法律义务。

然而,目前多国都在加紧对病毒和相关药物进行研究,中国官方也于23日发布最新版防控和诊疗方案,并将随着研究进展及时更新。

当前,外界对新型肺炎的恐慌一部分是对未知领域的恐慌。新型冠状病毒传染源尚未找到,疫情传播途径尚未完全掌握,病毒存在变异的可能,疫情存在进一步扩散的风险,相关疫苗和有效药物都还未出现。

不管是新型肺炎还是流感,抑或其他传染病,在疫情暴发时尽量减少去人员密集的地方,保持室内定期通风的习惯;戴好口罩、勤洗手、做好个人防护和个人卫生都是正确选择。当出现咳嗽、发烧症状时,要及时到医院去寻求医生的正确诊疗帮助。

正是由于立法涉及范围广泛,草案在管理体制上也明确实行“协调机制下的分部门管理体制”。在充分发挥分部门管理的基础上,对于争议问题、需要协调的问题,将由协调机制统筹解决。

建立国务院生物安全保护协调机制

根据草案,规范和调整的范围包括八大类:一是防控重大新发突发传染病、动植物疫情;二是研究、开发、应用生物技术;三是保障实验室生物安全;四是保障我国生物资源和人类遗传资源的安全;五是防范外来物种入侵与保护生物多样性;六是应对微生物耐药;七是防范生物恐怖袭击;八是防御生物武器威胁。

新型肺炎的临床表现以发热、乏力、干咳为主。鼻塞、流涕等上呼吸道症状少见。约半数患者多在一周后出现呼吸困难,严重者快速进展为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脓毒症休克、难以纠正的代谢性酸中毒和出凝血功能障碍。

全国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有关负责人说,当前,我国生物安全面临新形势、新问题和新任务,制定一部具有基础性、系统性、综合性和统领性的《生物安全法》十分必要。

新型肺炎疫情期间,还要不要接种流感疫苗?王凌航指出,疫苗构建了人群的重要免疫屏障,打疫苗并不是去医院的发热门诊,而是到社区医院的预防保健门诊,但有可能会产生人群聚集,因此,“如果去,不仅妈妈们需要戴口罩,小朋友也需要戴贴合婴幼儿脸型的小口罩,加强呼吸道防护”。(完)

常纪文说,《生物安全法》需要规范和调整的内容范围太广、内容太庞杂,难以做出全面、系统、细致的规定。因此,要处理好该法与专门法律立法的关系,比如该法与生物多样性立法的关系;与生态保护、生态平衡立法的关系,如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的建设问题;与野生动植物立法的关系,如外来物种的引进如何规范问题等。

于文轩说,目前已有不少国家陆续制定了有关生物安全管理的立法和技术指南。我国生物安全立法应借鉴欧盟等国家的成熟经验,特别是将风险预防原则贯彻其中。

成绩面前,更要认清形势,方能保持领先。寿光市委市政府认为,人到半山路更陡,新常态下必须保持最强烈的争先意识、底线意识、拼抢意识、攻坚意识,把“潍坊争第一、全省进前列、全国争先进”作为工作追求,改革才能先人一步,发展才能快人一拍。

去年10月,《生物安全法(草案)》(以下简称草案)首次提请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草案共计七章75条,聚焦生物安全领域主要问题,重点保护我国生物资源安全,促进和保障生物技术发展,防范和禁止利用生物及生物技术侵害国家安全。针对前一时期发生的生物技术谬用等行为和事件,我国法律缺乏相应处罚规定的问题,草案明确了相应的责任及处罚,填补了法律空白。

常纪文还建议,在监督体制方面,设立本级政府向同级人大及其常委会汇报生物安全保护工作的体制,在国家和省、市级三个层面加强人大及其常委会对生物安全保护工作的监督。为了加强地方党委和政府对生物安全保护工作的领导,防止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和生态灾难,有必要建立党政同责的体制和机制。为了发挥国家和地方协调机制的作用,建立国家和地方生物安全专家委员会等。

常纪文说,由于《生物安全法》属于相对独立的领域法,适用范围广,牵涉事项多,还要统筹发展和保护两大关系,促进我国由生物资源大国转型为生物资源强国。因此,立法难度不小,需要进一步统筹协调,以法制建设的目标和现实存在的问题为导向,加强体制优化、制度构建、机制创新和责任设置,为维护我国总体的国家安全作出专业领域的贡献。

普通民众对新型肺炎较为恐慌,对流感反应较为淡定。实际上,甲流等强流感导致的死亡人数每年都有。世界卫生组织2019年透露,流感作为严重的全球健康威胁,每年估计导致10亿病例,其中包括300万至500万重症病例,与流感相关的呼吸道疾病死亡人数达29万至65万。

寿光虽以农业著称,但工业和服务业产值占比高达近9成,而且工业结构偏重,“四新”项目不多。为此,寿光市委市政府提出“存量技改、增量培育”双轮驱动,加快推进动能转换,目前全市有7家上市公司、12只股票,还有多家上市储备企业。

对于外界关注的病毒“超级传播者”,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地坛医院感染病急诊科主任王凌航表示,防控措施到位,及时发现病例、隔离传染源,“有可能超级传播现象就被防控措施阻断了”。

需处理好与专门法律立法关系

强县持续补短板,是因为有深刻教训。2018年夏,台风“温比亚”使寿光一片汪洋,给许多菜农带来重大损失。两年来,寿光市共投资90多亿元,开展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当地投资力度最大的“农田水利基础设施建设大会战”,基本实现了田间积水“棚入管、管入渠、渠入沟、沟入河、河入海”的贯通机制,力保“菜篮子”不受灾。

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呼吸与重症医学科主任赵子文对媒体表示,流感和新型肺炎的临床表现不同。流感表现为突然畏寒、发热、头痛、鼻塞、流涕等,上呼吸道症状明显,逾九成流感患者不会出现肺炎。

消息称,按照文旅部(中国文化和旅游部)统一要求,国内旅游团队业务和机加酒服务已于本月24日起停止。对于部分出境团队,在保证安全的情况下27日之前还可以继续出行,但27日之后包括出境团队在内的所有团队游业务和机加酒服务将全部暂停。游客和旅行社可根据合同和相关法律协商解决后续问题。(完)

1月22日,武汉大学中南医院全力救治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患者。图为抢救重症患者。中新社记者 高翔 摄

常纪文建议,为了在国家和地方两个层面更好开展生物安全保护工作,需要科学构建《生物安全法》的管理体制。可将生物安全纳入国家总体安全体系的管理体制中统筹考虑,基于此次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联防联控机制设置的做法,建立国务院生物安全保护协调机制,下设综合组、立法组、数据信息组、工作指导组等工作小组。协调机制负责协调制定规划、协调重点和难点问题的解决、开展部门工作评估和督促。

在国际上,联合国通过了《禁止生物武器公约》《生物多样性公约》《国际植物新品种保护公约》《国际植物保护公约》等国际公约,我国已经批准这些公约并做出了承诺。

在制度设置上,草案建立了通用的制度体系,如监测预警体系、标准体系、名录清单管理体系、信息共享体系、风险评估体系、应急体系、决策技术咨询体系等,并明确了海关监管制度和措施等。

与此同时,流感也在世界多国肆虐。同为呼吸道传染疾病,有类似症状时如何分辨是流感还是新型肺炎?该怎样预防和治疗?成为民众关注的问题。

生物安全是指与生物有关的因子对国家社会、经济、公共健康与生态环境所产生的危害或潜在风险,是国家和民族安全的重要内容。

于文轩说,对于综合性的生物安全立法,有关主管部门之间的有效协调与配合非常重要。因此,在立法内容上,风险预防原则和谨慎发展原则的贯彻、管理体制层面的部门职责及其协调、法律制度与措施的科学性和合理性、与现有的低位阶的专门立法和相关立法之间的有机衔接等问题,都需要予以特别关注。